科目：古代文学专题

一、 阅读下列评论文章，将其中一个或两个论点加以深化（50）

《长安古意》和骆宾王《帝京篇》、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李峤《汾阴行》一起，突出地显示了初唐歌行在改造宫体诗上的努力和所达到的全新的境界。张若虚（660？—720？）的《春江花月夜》的产生可以说是这一改造运动的顶点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首诗体现了永恒的世界与短促的生命的对立，真纯的爱情与惆怅的别离的对立，无情和有情的对立。诗人惊愕地注视着这个神奇的不朽的宇宙，以高度的敏感和多情歌唱着人世间的别绪离愁。它发源于南朝的宫体而大大地超越了宫体，因而也就替盛唐以下无数美丽的抒情诗铺下了道路。

二、阅读下列材料，谈谈你对《长生殿》中李、杨爱情的看法（50）

与主题探讨同时，本期学界对应如何评价李、杨爱情以及洪升对此的描写再度引起争论。就持论态度看，也主要表现为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但与五六十年代以否定意见为主不同，本期学界则保险为两军对垒的局面。

（一）“否定说”

与五六十年代仅以“帝妃之间不可能有真挚诚笃的爱情”为由而对李、杨爱情予以否定不同，本期持否定意见者，着眼点则多所变化。大致而言，有三种看法，即“庸俗情趣”说、“先天不足”说和“泛情”说。

章培恒《洪升年谱．前言》主“庸俗情趣”说：

洪升在刻画李、杨之情时，也流露出了明显庸俗情趣。对唐明皇与杨贵妃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玩弄女性的态度（见《春睡》、《惊变》等），也完全以赞赏的笔调来描绘。换言之，他是把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这种态度都作为“情”的表示而加以渲染的，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所赞美的“情”的实质。也正因此，无论是李、杨之“情”本身，还是对李、杨之情的歌颂，都是封建性的东西。

董每戡也认为：“李隆基对杨玉环并没有什么真挚的爱情，她跟梅妃一样只作为他卸欲的工具而已……杨玉环对李隆基的爱情也不是唯情主义的真挚，只不过爱他是个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周明对李、杨之情也不以为然：“明皇对杨妃的爱，说到底，就是对女色的享受和迷恋，《春睡》和《窥浴》两出表现得最为清楚。”至于杨妃，也不过“是后宫三千佳丽争夺专宠斗争中的胜利者”，“所谓杨妃对明皇的爱，说到底，是她对地位的争夺和保卫而已”。而“正是这种男欢女爱的情欲导致了悲剧的产生”。所以，《长生殿》围绕着“情”实际上展示了这样的内容：“情的沉迷，情的祸害，情的顽固，情的幻灭。洪升认为帝妃的情欲是‘孽障’（《情悔》），是一切罪恶和痛苦的渊薮，因而应该归于幻灭。”

与上述三家主要着眼于李、杨爱情中的“庸俗情趣”而予以否定不同，王永健虽也认为“在他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中，都杂有卑劣的企图”，但同时指出：“李、杨的关系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以及‘后宫佳丽三千人’的不幸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身为封建帝王后妃的李、杨，其‘钗盒情缘’必然是‘逞侈心而穷人欲’”。“它不能与张生与莺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生死死为情多’以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姻缘’等量齐观”。

与上述三家主要着眼于李、杨爱情中的“庸俗情趣”而予以否定不同，王永健虽也认为“在他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中，都杂有卑劣的企图”，但同时指出：“李、杨的关系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以及‘后宫佳丽三千人’的不幸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身为封建帝王后妃的李、杨，其‘钗盒情缘’必然是‘逞侈心而穷人欲’”。“它不能与张生和莺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生死死为情多’以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姻缘’等量齐观。

吴国钦也认为《长生殿》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剧，蹩脚的爱情戏”，“剧作本身的爱情描写可悲地失败了”。“这首先是因为：传统的李、杨故事中的不道德的成分及祸国殃民的因素，给人欣赏李、杨的爱情造成严重的障碍。”其次，李、杨爱情本身并“不具备纯真的特征”，而洪升“却又要在后半部赞颂李、杨爱情的专一与纯真，这就难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次，“李、杨爱情并不具备古典悲剧‘崇高’的审美特质”，而“把纯真的爱情理想寄托在一对误国的帝妃身上这究竟有多少美可言呢？”

显然，王、吴二人更多着眼的是帝妃之恋的“先天不足”，并由此对剧作中的爱情描写予以否定。

邓兴器则认为李、杨爱情描写的失败，主要在于洪升“提出了一种纯属主观意识的‘情’的观念”：

郭子仪、雷海青之所以忠，是“总由情至”；杨国忠、安禄山之所以*，皆“无情耳”。有情的终于灭贼复国，杀身成仁；无情的终于“乐极哀来”，身败名裂。在李隆基、杨玉环的身上则同时含有这两方面的因素。既有“真情”的一面，也有“寄情声色”，用情不专、不真的一面。……显然，像这样把决定人们政治立场和国家兴亡变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个人意志和感情在起作用的思想，不但哲学上是荒谬的，政治上也无异于是在宣扬一种对封建王朝决定忠忱的“至情”。在这一点上，洪升所说的“情”，与他的前辈汤显祖所提倡的反理之情，是有着不同的政治内容的。尤其是从这种“情”的观念出发，洪升还进一步提出了所谓“情悔”的思想，更是有害而荒唐的。

着眼于洪升“纯属主观意识的‘情‘的观念”实即“泛情观”对其爱情描写的负面影响，与前述诸论大异其趣。

（二）“肯定”说

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学界主要强调李、杨爱情的精诚专一，本期持“肯定”说者几乎都指认《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描写表现了作者进步的爱情理想，只是在立论角度上各有不同而已。

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曾说：“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有感于此，本期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两剧之“情”的比较，以把握和理解《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

最早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说的是刘辉。其《洪升与〈长生殿〉》一文即认为：“洪升所讴歌的这种真挚爱情，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对于禁锢人们爱情的封建宗法制度，是一股冲击力量，是《牡丹亭》的继续和发展。”在《爱情和时代的悲剧》一文中，刘氏又进一步指出：

在生死不渝的爱情追求上，《长生殿》可以和《牡丹亭》相媲美。这种生生死死求索执着的爱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理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换句话说，《长生殿》中的李、杨爱情，迸发出时代理想的火花。这在封建社会后期，理学统治的那个时代，更加可贵。李、杨爱情的美学价值，首先体现在这里。

赵山林也认为：“《长生殿》中的‘情’与《牡丹亭》中的‘情’，在包含民主因素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长生殿》中的‘情’是对《牡丹亭》中的‘情’的继承”：

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爱情追求，鲜明地表现了“反理之情”巨大力量。洪升的《长生殿》通过杨玉环的爱情追求，同样热情地讴歌了“感金石回天地”的“真情”。两剧人物形象不同，“情”的表现形式有别。……但在包含民主因素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牡丹亭》当然是冲击了封建理学的统治，《长生殿》又何尝不是对封建理学的一种冲击！封建理学中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在《长生殿》里，作为“臣”、“妻”的杨玉环却向作为“君”、“夫”的李隆基要求平等、专一、始终不渝的爱情，而且居然如愿以偿。很显然，这是封建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一种曲折反映。

黄天骥《论洪升的〈长生殿〉》一文则着眼于李、杨爱情的特殊身份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认为，在封建时代婚姻关系中的一夫多妻制和宫廷生活的特殊情况下，杨玉环的嫉妒和专宠，实质是要求丈夫爱情专一，这当然是合理的。“洪升同情杨玉环的处境，同情她的妒，这反映了他对封建时代婚姻关系的看法。他希望看到夫妇爱情专一……洪升注视着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命运，提出爱情专一，精诚不散这一 不可能实现却又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理想，无疑是民主思想的表现，是封建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