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南师大考研：《我的前半生》之社会学笔记

什么是“体面”？

“体面”是原著中子君为人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剧版的呈现方式也引起过争议。亦舒笔下的子君笃信“做人最要紧的是姿态好看”，从不会做他人眼中的闹剧或笑话。伴随着传播，被称道、被歌颂的“体面”具有了符号资本属性，拥有“被看做正当性而被认知（承认）的力量”。

“体面”的合法性与阶层有关。每天为生活忙碌得灰头土脸的普通百姓，大抵够不上体面。譬如子群白光夫妻，两天打雷三天放晴的，“体面”二字对他们来说，太不实惠。书里的子君讲究“体面”，也有与她相成对照的人物：剧版里的娘家人总显得特别“市侩”，至于子君去俊生公司抓小三的模样，则已经降格为“不堪”了。在这条日常生活的鄙视链上，“体面”是对一种拥有一定量的文化储备、市场机会乃至声望权威的生活模式的想望。

然而有钱、有文化、有名誉并不构成“体面”的充要条件，打量这些客观的指标，总少了些什么——但这样的理解却并不是一贯如此。在乡土社会，“体面”更多指人情往来中的“有面子”，如“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体面一些的人，总无非说自己才气怎么大，天下人都不认识他。”到资源重组、社会洗牌的时候，掌握实实在在的物资成了“体面”的表达，所以会说“改革开放让俺们老百姓摆脱了饥饿、贫穷、落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随着丰裕社会到来，中产阶级获得话语权，“体面”的含义开始超越外在的客观之物，囊括进言行大方、格局宽广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成为“合法趣味”。这样的“体面”喻示着掌控自我的能力。书里的子君不穿戴暴发户钟爱的衣物，是体面；面对婚姻破裂刹那，借女儿口说出不要别人看到自己的失态，是体面；离婚后依靠自己的智力和心力去独立谋生，也是体面。

“体面”含义的多元及嬗变嵌入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或许，对个人生活的体面掌控滥觞于科学话语对外部资源可控性的追求。而且拥有的符号资本的“体面”还与个体化时代推崇“自我”——自我选择、自我规划、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意识形态同质同构。观者们在意子君还体不体面，不就是看她有没有牢牢握住对自己“要姿态好看”的期待，是否肯定、确认了在危机变动面前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么？

话说回来，生活参差多态，“体面”的符号资本并不该转化为标榜“唯一”“正确”的符号暴力。同追求独立、昂扬的子君一样，《万箭穿心》里过得粗砺的李宝莉、受抑郁症折磨而努力着的灵魂、人世间的滴滴点点，同样值得尊重。

谁才是“女神”？

《我的前半生》里的女性千姿百态，随便拎出哪个人物都能被说道评议一通。谈及“女性”，总少不了“女性气质”。但只要我们还在说“女性气质”，便避免不了男女二元对立、特别是女性从属男性的权力生态。这与康奈尔从关系视域出发来分析男性气质的思路是一致的。

电视剧里洛洛称唐晶为“女神”，细查这一词汇至少可用于两类场合：一脉就是唐晶的高冷范儿，另一脉则和女汉子相对。后者明显是男性审美的产物，被男性凝视，取悦于男性；而前者同样难逃男权之规训：事业心强而有为，甚至不耽于情爱，不正是男性气质推崇的“成功”吗？这背后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借着市场话语的推进，主张男女权力平等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受众弥多，导致女性劣势的制度性根源、系统性矛盾却面临被悬置的困境。

《前半生》里还有一个出场并不多的女性——保姆亚琴。不仅家务劳动从无偿（女主人）到有薪（女保姆）的变化是家务工作商品化和女性气质（男外女内）从私拓展到公的结果；而且往往家务劳动在女主人和女保姆之间的分工——前者是统筹者、管理者、劳心者，后者是执行者、服从者、劳力者（在抚幼育儿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也依然复制了男高女低的性别格局：女主人在家务中承担的份额正是市场秩序和文化体系所赞许、所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表达，而且“他”化的“她”——子君向亚琴发号施令，是男主人俊生的阶层地位在家中的复写。

另一方面家庭生活中诸如需要投入情感的“爱的劳动”（如子君送俊生礼物、安排全家旅游计划）或直接以情感为资源的家庭互动（如家人间的交流），更被天然视为女性的工作。这一点不论全职主妇子君还是“两班倒”的职业女性凌玲，都不能“幸免”。

女性气质的分野分等，根本还是阶层、地位的显现。